初夏的午后，天气温和，阳光明媚。虽在医院，四下确是静悄悄的。泌尿外科的病房里，窗户半开，微风不时拂动窗帘，窗外不远处的柳枝，也在空气中轻轻摇曳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

靠窗的病床上，此刻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先生，半卧在病床上闭目养神。长裤长衫，神态安详。一头银发，根根挺直却又丝丝不乱，向后微微倒伏。国字型的脸上，无论眼睛鼻子抑或嘴巴，都是一样的平直端正。要不是身上的病号服，以及床边垂下的引流袋，没有丝毫病号的样子。在他身旁，一位年轻人短裤T恤，盘腿坐在凳子上，手捧一本书，正看的起劲。

“这些名医大家让人好生敬仰，他们太厉害了”，年轻人放下书本，转头向先生望去，脸上微微泛起红光，“张老师，书中所写的这例患者，病情复杂多变，救治过程险象环生，作者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手术，令人叹服。”

病床上的先生，睁开眼睛，看着年轻人激动的面庞，微微一笑，“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名医大家？”

“自然做最困难的手术，治疗最危重的患者，就像您这样的！”

“你说的都是表面现象，这是技，而非道。”先生哈哈大笑

“是技而非道？张老师，能谈谈您的看法吗？”年轻人眼神中透着渴望，热切的向先生望去。

“一名优秀的医者，就是以整体的眼光，宁静的心灵，做他能做的事”

“这也太容易了吧。”

“可是就这一点，许多人终其一生却做不到。”

先生再次闭上眼睛，年轻人则一头雾水，将信将疑……

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真实场景，病房里的年轻人，就是我自己，而先生，则是我院妇产科老主任张建国教授。那一年，老师因病住进了我院泌尿外科手术治疗，家里并无青壮劳力以供调遣，虽是知名教授，生活也不宽裕。我们这些科里的年轻男大夫，就主动请缨，轮班承担起了照护张老师的责任。

对我们而言，能有机会照顾张老师，并非负担，而是荣誉。因为在我院，无论是妇产科医生，还是其他科室大夫，说起张建国教授，无人不敬仰佩服。医大妇产科学科发展中，譬如产钳术、宫颈癌根治术以及复杂泌尿生殖道瘘修补术等诸多关键性术式，都是在张老师一手带领下率先开展起来，进而在西北地区推而广之。毋庸置疑，张建国教授绝对是西北地区妇产科届首屈一指的名医大家。

我第一次听得张老师的事迹，是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。我的带教老师—— 一位妇产科研究生，姓管，我们都称其为管师兄。管师兄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，大头圆脸，身体微福，思维敏捷，痴迷手术，是一位典型的技术直男。平素眼高于顶，只佩服各种医学神技。一次值班卧谈时，无意中点评历年科室英雄谱，说到张老师时，管师兄的声音变的激动起来。说起了他曾有幸在张老师手下管床时，治愈了一位多次尿瘘修补失败的患者。

“你可知道，那是一位怎样困难的患者啊？不到30岁，在当地生孩子时，发生了尿瘘，全国各地的跑，修了六次都失败了。最后无人敢再做手术，都建议保守治疗。那个女的家散了，钱没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平日里也不敢出门。找到张老师的时候，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并未报有多大希望。而当时的张老师，早已功成名就，就快要退休了。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去冒险，病情如此，北京上海那么多大专家都不去作手术，他也完全没必要去踩这颗雷，搞得晚节不保。但张老师仔细检查后，最终力排众议，给她做了第七次手术！患者竟然奇迹般地治愈了！这患者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，后来，她每年都会把磨好的第一袋面粉，亲自给张老师送来。”

我们一众小医生听完管师兄的慷慨陈词，心里虽不大明白，这第七次尿瘘修补手术到底有多难，但还是配合的发出了赞许声音。管师兄看出端倪，并不以为意，“那个瘘口太触目惊心，口大瘢痕多，简直是修无可修，绝对是石头缝里还要长大树的节奏！当然，给你们这些菜鸟说了也不懂，这么说吧：当年长坂坡一战，赵子龙曹军阵中七进七出，一身英雄胆，张老师相比那常山赵子龙，也不逊分毫啊！”记忆中，管师兄厚厚的眼镜片后面，流露出一股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豪情，恍若昨日。

我和张老师岁数相差太大，参加工作时他已退休数年，只是偶尔来科里指导工作，并未有幸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过。我真正见到张老师，却是在他来科里大查房的时候。

那时刚参加工作没多久，二线老师告诉我，3天后张建国教授要来查房，科室要求将我所管理的两位危重患者作为重点病历进行汇报。起初我并不以为意，这种向上级医生汇报过病历的工作，我在实习时就做过，太熟悉不过。但二线老师反复提醒，张老师的大查房，是出了名的严厉，他一人就能考糊一大片人。而且强调主管大夫要对患者的各种临床资料烂熟于胸，汇报时不许查阅病历。如果提问时磕磕绊绊，答不出来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届时当着全科几十位大夫的面，你就会充分体会到无地自容这句成语有多精准。当然，如果准备充分表现好，极少的时候，也会得到表扬。受表扬的人，多半会在午餐时另加鸡腿一根，以示庆贺。

果然，大查房的早晨，张老师身后的队伍浩浩荡荡，场面气势丝毫不逊于日剧《白色巨塔》里的主任寻房。各级大夫里三层外三层的站在病人床边，虽然人头攒动，但张老师近190公分的大个子，腰杆笔挺，站在人群中依然醒目耀眼。他是地道的陕西关中人，声音醇厚、笃定，自有一种让人放松和静心的功效。虽在外求学多年，却乡音难改。分析病情时，如果遇上讲普通话的患者，就会不自觉的转换成一口地道的陕普，听上去有趣，但病房里的所有人，总能感受到金色阳光下，来自终南山南麓里一股暖暖的风。

就在这一次次大查房中，张老师与患者的沟通方式、对病情的分析判断，以及治疗策略的简洁高效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每次查房完毕，总有一种茅塞顿开、打通全身脉络的感觉，直到现在方才明白，不是当时的我不如今日聪明，是看问题的高度决定了思维的宽窄，这种差异只能通过在临床过程中的历练成长来缩小，别无他法。

大查房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着，虽然受益良多，那时对查房形式也颇有微辞。总觉得记背患者资料纯属事半功倍的笨方法，是上级大夫显示威压的一种陋习。直到自己做了上级大夫后，才发现对患者事无巨细的考量，设身处地的着想，以及快速梳理患者病情的能力，正是建立在那种看似笨拙无比的背病历上。另外，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笨方法，还能使人静下心来，不断反刍，思考数据背后秘密。这正是一位住院医师所能做到的，也必须做好的事情。

后来，上级老师们渐渐发现，张老师对我们这些年轻大夫，总是鼓励多过批评，直接给出答案而非反复诘问。闲暇之时，有人就此对张老师打趣道：“您老太偏心了，当年对我们可不是这样，现在对这些小同志们，溺爱有加，这可不公道。”张老师总是轻摇折扇，哈哈一笑，“你们都是专家教授了，还吃凑（醋）。”是的，那时的张老师年岁已高，面对年轻大夫，总是像对家里的小孩一样，看在眼里的，就只剩下了满满的喜爱。

在我结婚的时候，张老师因行动颇有不便，遂赠书一本以为贺。书是凌萝达教授主编的《难产学》，考虑到大喜之日，谈专业略有不妥，张老师就又亲手包了一个喜庆的书皮，悄悄托人送予我。当我收到到这份珍贵的礼物，内心欢喜、感念与压力，难以言表。因为，这不仅仅是一部书，这是张老师挚爱一生的专业，是他奉献青春的事业，是他最为珍视的东西。这部书更像是一个证物，它象征着我们的医学事业，就这样一代又一代，薪火传承，生生不灭！

逝者如渡渡。就在数年前，张老师最终离我们而去。而我们，依然需要在这个充满了躁动，无序，和纷杂的世界里，不忘初心，坚定的走下去。那个初夏的午后，先生在病榻上的话语，将会始终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。

“一名优秀的医者，就是以整体的眼光，宁静的心灵，做他能做的事！”

刘明

2017年5月7日